女子方面，北美赛场上，我们熟悉的国内精英选手陈霖、唐景燕名列其中；已经手握金票的Abby Hall与Tara Dower也悉数到场。

　　新西兰这里，竞争同样不容小觑。陈霖大概率将降临Tarawera，国内女将中还有郑文荣出战。

　　其他值得关注的选手包括加拿大跑者Jade Belzberg，以及我个人非常关注的一位HOKA运动员兼播客主，Katie Asmuth。

　　两场比赛合计将诞生10 张金票。而在精英名单中，有一个名字让我格外留意——Beth McKenzie。

　　Beth McKenzie今年46岁，算得上是一位“老将”。她在28岁才开启铁三职业生涯，之后进入越野跑领域，绝对称得上大器晚成。

　　专注铁三时期的Beth，早早生下女儿，拿了冠军。也是在“女性力量”领域非常优秀的标杆，十年后却完全不同了。

　　去年，在她人生中的首场百英里比赛——Javelina Jundred中，Beth获得了第二名。按照规则，她本应因此拿到一张通往西部一百的金票。但现实是，这张金票对她而言，永远无法兑现。

　　46岁的年纪，在如此高速赛道拿到亚军，实力真的不容小觑。如果没有那场事故，Beth现在的成就可能不止于此。

　　原因来自十年前的一次反兴奋剂违规处罚。尽管她此后与西部一百组委会有过多次拉锯与沟通，但赛事方始终没有为她破例。

　　于是，当Beth即将站到Tarawera的起点时，一个问题自然浮现：她究竟想证明什么？

　　如果不是去年OCC赛场上，“冠军”Joyline Chepngeno引发的风波，违禁药物在越野跑领域依旧是一个鲜少被提及的话题。

　　但随着越野跑商业化程度的提高，越来越多的名与利涌入山野，对规则、公平与竞技伦理的考验也不可避免。

　　严格来说，Beth的案例并不能算是越野跑领域的“首案”。她的违规发生在铁三时期。

　　2016年，Beth在澳大利亚铁人三项赛中夺冠，其中马拉松单项更是跑出了破纪录的2:56。

　　然而庆祝没能持续，六周后，她收到世界铁人三项公司（WTC）的邮件，告知其赛后尿检呈阳性，检测出违禁物质奥斯塔林（Ostarine）。

　　拿下重要比赛的冠军，并且是在最后关头超越对手获得如此殊荣，Beth当时几乎站在人生巅峰，却没有想到剧情如此急转直下。

　　奥斯塔林是一种非甾体选择性雄激素受体调节剂，最初用于治疗肌肉萎缩和骨质疏松。但由于其能显著增加肌肉力量和体积，被世界反兴奋剂机构（WADA）列为违禁物质。

　　该物质通常需要8–12 周才能产生效果，而Beth在四周前的马来西亚铁三比赛中刚刚接受过尿检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即便她服用了该物质，时间窗口也不足以支撑她在年度最重要比赛中取得优势。这成为她坚持自己“无辜”的关键理由之一。

　　Beth的丈夫Luke也是铁三运动员，她正是在Luke参加铁三世界锦标赛的凯恩斯站比赛时得知阳性的消息。

　　在后续调查中，Beth未能获得铁三公司的协助，提供赛会补给的检测，而个人常用补剂中也未检测到奥斯塔林。这意味着，她无法证明自己是“误服”。

　　两年后，她得知另外两位铁三运动员在服用Carbo Pro公司生产的盐片后，同样被检测出奥斯塔林。这让她有理由怀疑，自己的阳性结果同样源自补剂污染。

　　Carbo Pro这个品牌似乎已经很少能买到了。但是看看之前的产品成分表，也是可以在下面看到品牌是经过FDA认证的。所以……真的很难防……

　　尽管经历了漫长的诉讼并最终胜诉，Beth依然无法洗脱“doper”的标签，也无法追回被禁赛的两年时光。

　　相比Beth尚且有一个模糊的怀疑对象，越野跑领域另一宗广为人知的案例——Stian Angermund，至今仍无法解释自己的阳性来源。

　　Stian 是挪威越野跑的代表人物：连续两届WMTRC短距离世界冠军（2022、2023），两届黄金联赛总冠军（2018、2021），2019年OCC冠军，本应写成“两届OCC冠军（2019、2023）”的履历，在2023年被打断。

　　2023年OCC夺冠50天后，法国反兴奋剂机构（AFLD）通知Stian，其尿检呈阳性，涉嫌使用氯噻酮（Chlortalidone）。

　　氯噻酮是一种利尿剂，本身并不直接提升运动能力，但因其具有稀释尿液、掩盖其他违禁物质的效果，同样被 WADA 禁用。

　　Stian在AFLD的处罚尘埃落定之后对公众公开这一事件。虽然他说至此之后，他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再使用过社交网络，但是，其实在网络上，大部分人都是声援他的。

　　最终，尽管阳性结果未被推翻，但由于样本采集与送检过程中存在明显程序性问题——包括5天未送检、样本存放于证人私人冰箱、采集时间标签错误等，AFLD作出了无过错裁决（No-fault）。

　　这意味着官方认定运动员对违禁物质的进入或使用“完全没有过错或疏忽”。但即便如此，Stian仍然被处以16 个月禁赛。

　　在这场并非蓄意的灾难中，Stian丢掉了冠军头衔、失去了主赞助商，也被漫长的调查程序彻底打乱生活。

　　但他最终获得了主流舆论的理解，并未被越野跑世界抛弃。2025年5月，39岁的他复出参赛，依然活跃在顶级赛场。

　　Stian的复出首战就选择了Zegama-Aizkorri，并获得了第九名。他在这个世界级的短距离比赛中曾四度参赛，并且在2017年，首度参赛即获得冠军。

　　作为生活在澳洲的美国女运动员 Beth，付出的代 价更大：两年禁赛，以及至今仍未完全消散的怀疑目光。

　　但她同样留在了主流越野圈，甚至创立了自己的运动服品牌WYN Republic。

　　Beth自己的服装品牌，覆盖跑步、自行车、铁三，以女儿的名字命名，据说在澳洲很多越野比赛中也能见到选手穿着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非洲裔运动员Joyline Chepngeno在禁药疑云中的境遇要残酷得多： 两年禁赛， 取消Sierre-Zinal冠军头衔，取消OCC冠军头衔，立刻被主赞助商解除合约，并且被Sierre-Zinal永久拒之门外。

　　以上或许是她应该承受的惩罚，不论是蓄意嗑药还是无知导致的违规，但是主流舆论的怀疑就很难说是否完全公平。

　　Joyline 的具体案件细节， 已经有 不少媒体做过详尽梳理，这里不再重复。

　　如果把 视角从个案本身移开，会发现这一事件暴露出越野跑乃至整个耐力运动体系中，长期被忽视的一些 结构性问题 。

　　在欧美 成熟体育体系中，反兴奋剂教育几乎是职业化道路上的“基础设施”：从青少年阶段开始，就会反复被灌输 禁药清单 、 补剂风险 、 检测流程 以及“ 严格责任原则 ”。

　　但在非洲及许多其他资源匮乏地区，运动员往往是在成绩出来之后，才被突然推入一个高 度规范化、但对他们而言极其陌生的体系。他们并不一定缺乏自律，而是 缺乏系统、持续、可理解的反兴奋剂教育 。

　　反兴奋剂体系遵循“Strict Liability（严格责任）”——无论主观是否知情，只要体内出现违禁物质，责任都 由运动员本人承担 。

　　这一原则在规则层面是公平也明确的，但在现实中，对不同背景的运动员影响并不对等。

　　资源充足的运动员，拥有营养师、队医、法务支持，能够最大 限度降低风险 ；而资源有限的运动员，往往只能在信息不透明的环境中自行决策，一旦出事，几乎没有自救空间。

　　但运动员取得成绩的时候呢？与之共享 收益的： 教练、经纪人、赞助品牌、训练营 、甚至 赛事 本身，都在一定程度上从中获利。

　　可一旦出现问题，这些角色往往迅速切割责任，在制度和舆论层面几乎不需要承担实质后果。

　　越野跑圈迅速崛起的肯尼亚黑人军团，Milimani跑团。也是最近几起违禁药物使用案例，处在风口浪尖的跑团。

　　相较于田径、马拉松等传统项目，越野跑的职业化与商业化发展速度极快，但配套的反兴奋剂体系却明显滞后。

　　不同国家、不同赛事之间的检测标准、流程、透明度差异极大；部分机构在采样、保存、送检等环节仍存在明显不规范之处。

　　这也导致了一些案例中，即便最终被认定为“无过错”，运动员依然要为体系的不成熟付出沉重代价。

　　作为职业或精英运动员，反兴奋剂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。绝大多数跑者并非蓄意使用违禁药物，但如何防止“补剂污染”和“误服”？

　　Beth 在最近的一些访谈中给出了一些很有参考价值的建议。结合我自己做的功课，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：

　　优先选择NSF Certified for Sport（美国）或Informed Sport（欧洲）。其中NSF的标准最为严格，检测直接对标WADA禁用清单，并包含批次检测与工厂审核。

　　比赛前后两周，尽量避免牛肉、猪肉及内脏类食物，尤其是来源不明的地方性肉制品。

　　比赛与旅行场景中，所有补给品尽量密封携带，不使用非团队准备、非官方渠道递送的私人补给。

　　包括补剂包装照片、购买记录、服用时间记录等，一旦出现问题，能在裁定中为自己争取最大空间。

　　越野跑作为相对年轻的竞技项目，在反兴奋剂教育、检测体系和从业人员专业性上，仍明显落后于田径、马拉松等项目。V写这篇文章当然无法替代系统培训，但希望能为这项我热爱的运动，提前敲响一记警钟。

　　兴奋剂审查与惩罚体系并不完美，它可能误伤无辜，也可能放过真正犯错的人。文章无意为任何选手洗白或定罪，但也正是因为里面的是非曲直，并非一纸判书可以说清楚，希望通过这些真实案例背后的故事，给读者留下更多理解与思考的空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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